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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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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1 09:50: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今天为你推荐的内容来自新课《王鼎杰讲透史记·50讲》。我们都知道,《史记》位列中国古代正史之首,想了解中国历史,不可不读《史记》。然而,王鼎杰老师的理由却非常的动人。他说,读《史记》,其实是在观察中华文明这棵大树,看她根深叶茂的过程,看她留给我们的基因库。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他为什么要凭借一己之力,去完成一个国家文明层面的超级大工程呢?让我们一起看看王鼎杰老师是怎么说的。
你好,我是王鼎杰,欢迎来到《王鼎杰讲透史记》今天,我们来聊聊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观动机。你肯定知道《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所谓“二十四史”,就是中国的24部正史,而所谓正史,就是官方和学术界都认可的经典史书。其中很多,都是“奉旨修史”的重大国家工程。但你也许不知道,《史记》却是二十四史中少有的,并不是“奉旨修史”的作品。司马迁当时写这部书,完全是一个私人写作。
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会凭一己之力去完成这么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工程”呢?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这部最早的书名《太史公书》,说清楚两个人对司马迁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和汉代名将李陵。
1
父亲的遗嘱
第一个人,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正是他把司马迁引导着,走上了书写《史记》这条路。
司马迁三十六岁这一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为太史令本该追随前往,但不幸却在途中染上重病,一病不起。司马迁出使西南归来,准备去泰山面见汉武帝汇报工作,途中先见到了弥留之际的父亲。父子俩这最后一面完全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司马谈在临终之际,将自己的两个心愿都托付给了司马迁,让他从此与《史记》产生了深深的羁绊。第一个心愿,涉及司马家的先祖。就像上一讲里提到的那样,根据传说,司马家的先祖从上古时代,就开始世代担任天官,后来不幸家学中断。司马谈做太史令,本来是准备大有作为,不曾想,既错过了泰山封禅,又未能在历法修订上取得突破。所以,司马谈希望司马迁一定要争取成为新的太史令,做出无愧于先人的成绩就。第二个则涉及司马谈的个人理想。在他看来,自周公制礼后五百年有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又过了四百多年,却没有人能继承遗志。导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无人记录传承,所以他说,“余甚惧焉”。惧就是恐惧,这让司马谈深感恐惧。这个未完成的、写历史的使命,也交给了司马迁。面对这两个遗命,司马迁“俯首流涕”,全部接受。父亲去世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成了太史令。
之后的司马迁,工作的重点是历法研究。四十二岁这年,司马迁参与完成了著名的“太初历”的历法修订,算是完成了父亲交代的第一个任务。接着,他就正式启动了史书的撰写工作。
2
李陵之祸
在这个撰写史书的过程中,影响司马迁的第二个关键人物登场了,那就是李陵。
李陵全家被汉武帝冤杀,司马迁遭受牵连被施以宫刑,这件事成为了司马迁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在我看来,如果没有李陵事件,《史记》依然会是一部精彩的史书,但这部书的思想厚度,就不免大打折扣。那么,司马迁是怎么被卷进李陵之祸里的呢?天汉二年,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敌后,遭遇单于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的持续围攻,最终只有四百余人得以突围,但其中却不包括李陵。很快,消息传来,说李陵已经投降匈奴。汉武帝龙颜大怒。满朝文武也争相诋毁李陵。只有司马迁仗义执言,据理力争。第二年,降将李绪帮匈奴练兵,对付汉朝,却误传是李陵在帮助匈奴。汉武帝在没有核实真相的情况下,草率决策,冤杀了李陵全家。四十八岁的司马迁也受到牵连,进了监狱,而判决是高度侮辱性的宫刑。大部分人看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会觉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了,原来司马迁是这么遭受的宫刑。但咱们往往忽略的一点是,这个时候,事情还有转机。虽然汉武帝判了宫刑,却不一定要执行。原来,汉武帝因为连年用兵,经费紧张,为了筹措军费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让级别高的官员反复遭到处分,再让他们花钱赎罪。飞将军李广、出使西域的张骞、苏武的父亲苏建,都曾花钱赎罪,而且赎的都是死罪。司马家也算地方豪门,按理说拿钱赎罪,应该不难。但是,司马家却拿不出钱来。拿不出的原因,司马迁没有说,但很有可能是家里的钱早让这父子二人做学问给做光了。不过没关系,有钱人的朋友圈总不缺有钱人,临时周转一下,还愁凑不齐赎身的钱吗?但真正的悲剧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危急关头,司马迁那些有钱的朋友们,一个个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人肯帮他,这才造成了司马迁的悲剧。正是这个遭遇,让司马迁对人性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他在《史记》里不断提出质问,难道上天就是这样对待好人的吗?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余甚惑焉。” 这个惑,是疑惑的惑。从司马谈的“余甚惧焉”,到司马迁的“余甚惑焉”。一惧一惑,让司马迁对这部书有了更深度的联结。当时去战国不远,士大夫普遍是宁死不辱。名将李广就是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受辱于低级的审讯官。司马迁所受的屈辱,在当时足够自杀的标准。但司马迁接受宫刑,活了下来,正是要忍辱负重,完成这部史书,并通过这部史书,找到困惑自己的答案。于是,这部《史记》就有了三层含义:第一,在家学层面,是完成父亲的遗愿; 第二,在个人层面,是对困惑自己的终极问题进行叩问;第三,在文化传承上,是续写《春秋》的绝唱。
好,讲完了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解决第三个问题:司马迁的这部书,在汉朝叫《太史公书》,“史记”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3
名字的秘密
前面说了,司马迁写的这部书,最初的名字是《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你可能觉得,“史记”不就是“太史公记”的缩写吗?还真不是这样。从“太史公记”变成“史记”,其实是史学崛起的鲜活记录。
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咱们先看看司马迁的这部书,在汉代为什么叫《太史公书》。太史公是对担任过太史令的人的尊称。所以,司马迁常常称父亲司马谈为太史公。而他本人后来也担任了太史令,又成为后人眼中的新太史公。所以“太史公书”,强调的就是,这是一部属于他们父子二人的私家著作。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事实,也正如我在上一讲里指出的那样,不光太史令不做历史研究,直到东汉班固写《汉书》时,主流的学术谱系里根本没有独立的史学。《汉书》艺文志对学术著作分类时,是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其中,六艺部分虽然有春秋学,但不是史学,而是经学。诸子部分又分为十家,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同样没有史家。所以《汉书》不叫《汉史》,而《汉书》的书,恰恰是继承自《太史公书》的这个“书”的传统。至于“史记”这个词,在司马迁的时代其实是对上古史书的笼统称呼,而不是一部具体史书的名字。要到唐朝魏征编纂《隋书》时,才正式形成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历史类著作的第一类是正史,收录的就是那些足以成为史学正统的经典著作。而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当之无愧地,成了正史类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整个史部的第一部著作。这就意味着,司马迁的书成了史学门派的宗师,“宗师之书”,自然要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新名称。于是,本来泛指上古史书的“史记”这个名字,从这个时候起便成了司马迁这部书的书名。这就告诉我们,《史记》是一部先于历史学诞生的书,又对历史学的诞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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