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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会一天天变好吗?答案早就写在我们的基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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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7 21:40: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生活圈制作
为什么大多数乌托邦社会实验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有一夫一妻制?为什么有大屠杀?为什么有朋友和社交关系?

答案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携带着进化的蓝图。


文 | 张弘
资深媒体人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截至9月20日,全球累计确诊3100多万人,累计死亡超过96万人;贸易战逐步升级,转变成全面的遏制和对抗;这进一步加重了每一个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焦虑。
这令人想起一个世纪前梁济和梁漱溟父子的问答。
1918年11月7日,即将过六十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师的儿子回 答说:“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世界是否会一天天变好?耶鲁大学社会学、医学、生态学、进化生物学和生物工程学教授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Christakis)在《蓝图 》一书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综合了历史学、哲学、生物学、人类学、遗传学、社会学、经济学、流行病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知识,并且通过自己的原创性研究,克里斯塔基斯得出结论:人类文化与基因进化一直向善倾斜。


《蓝图》
[希腊]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

基因不仅影响着我们身体的结构与功能,影响着我们心智的结构与功能,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更影响着我们我们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我们每个人都天生携带着进化的蓝图,可以用来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进化使我们天生良善。


社会为何非如此不可?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人类一直构想着一个完美的社会。不仅如此,在不同的时代,人们还进行着各种实验,试图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 有些 “伟大的实验”不仅彻底地失败了,而且造成了巨大灾难。
在《蓝图》中,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提出了好社会的八大特征:
  • 拥有和识别个人身份的能力;
  • 爱伴侣和子孙后代;
  • 友谊;
  • 社会网络;
  • 合作;
  • 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内群体偏好);
  • 温和的等级制( 相对平均主义);
  • 社会学习和教育。

这八大特征是构成好社会的套件。
克里斯塔基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各个核心特征,都受一幅永恒的蓝图引导,而且这幅蓝图,是在人类物种的帮助下勾勒出来的。”他判断,人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蓝图,一旦偏离过多,社会就会崩溃。
按照克里斯塔基斯的理论,大多数乌托邦社会实验的失败,正是偏离蓝图过多的结果。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
此前,在埃里克·方纳的美国史著作《给我自由》,以及加里·纳什主编的《美国人民》中,作者都以历史学家的视角记载了美国历史上多个乌托邦社会实验。与此不同,《蓝图》从社会学和生物学等角度,对这些乌托邦实验给予了透彻分析。
按照克里斯塔基斯的分类,美国历史上各种乌托邦属于有意设计下的小型社会, 从1780年至今的200多年里,这种公社先后出现过四次高潮:1790年到1805年,1824年到1848年,1890年到1915年,1965年到 1975年。
其中,布鲁克农场就是鲜明的案例。
1841年4月,先验主义运动领袖乔治·里普利和妻子索菲亚带着十几个人,购买了1166亩地并兴建了定居点,为期6年的社会实验项目布鲁克农场开张。
布鲁克农场以合股形式筹款,每位创始成员交纳500美金,可保证终生成员身份,每年还可获得百分之五的返还。没钱入股的成员可以用劳动代偿。在农场成长的小孩在十二岁前自动获得成员资格,小于十岁的儿童和大于七十岁的老人可免费住宿。农场不可使用仆役,成员不论男女,一律平等,同工同酬,每个人都享有住房、衣着、营养和医疗的基本保障,教育和文化活动一律免费。
一般情况下,布鲁克农场的居民夏季每周工作60小时,冬季每周工作48小时,所有人都要劳动,但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在波士顿海关工作的作家霍桑是最早到达农场的人之一,他原本希望结束海关沉闷的工作后,可以一边体验劳动,一边继续写作,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在农场既没时间也没力气坐下来写小说,而喧闹的集体生活也根本无法提供他写作所需要的安静。
待了六个月后,霍桑就索回了他的股份,退出农场。十年后,他出版了以布鲁克农场经历为内容的小说《福谷传奇》。
在娱乐方面,布鲁克农场有平底雪橇滑雪、舞会、讲笑话和表演戏剧等等。在教育方面,索菲亚是农场寄宿学校负责人,她教德语、意大利语和历史,她还讲一门课,专门研修但丁的《神曲》。因为声名远播,布鲁克农场吸引了大量另类生活实验者到访。
但到了1844年,布鲁克农场开始遭遇财政危机。
当年4月,里普利与傅立叶的忠诚信徒艾伯特·布里斯班签约,布鲁克农场从超验主义时期进入傅立叶主义时期,成为傅立叶所幻想的农业协作机构“法郎吉”。这导致社群内部出现了紧张和冲突。
但里普利坚持傅立叶主义。1844年夏天,布鲁克农场在一块空地上兴建高达54米的大型建筑法郎吉中心。1846年3月3日晚上,一场大火让法郎吉中心化为灰烬。
布鲁克农场也因此走到了尽头。两个月后,乔治·里普利宣布离开布鲁克农场。



1774年在纽约州北部建立社群,到1840年在美国若干个州至多发展有3608名成员的乌托邦团体“震颤派”,1910年在巴勒斯坦建立民主管理的基布兹,以及其他一 些有意设计的乌托邦社群大多数寿命不长,但是都证明了好社会的八大标准不可或缺。诸如友谊、合作、温和的等级制及内群体偏好等。
布鲁克农场基本没有偏离蓝图,而一些乌托邦组织搞集体育儿,偏离蓝图太多,最后全部宣告失败。
另外,《蓝图》还分析了自然实验下的小型社会。英国广播公司真人秀节目《荒岛求生2000》显示,29个坚持到最后的人在塔伦赛岛上建立的社群,与常规社会高度相似。而一些沉船事件导致一些船员和乘客在荒岛组成一个小型群体,成功的例子都没有发展出全新、有效的社会秩序。此外,人工社会实验下的小型社会,同样基于社会套件的8个部分组成。
根据有意设计下的小型社会、自然试验下的小型社会、人工社会实验下的小型社会大量的案例分析,克里斯塔基斯认为,“我们祖先创造的社会系统,已经成为自然选择的一种力量。一旦人类开始走上了‘社会性生存’的道路,就开始创造出一个反馈循环,继续塑造着人类今天如何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方式。”
这意味着,基因在我们身体外发挥作用,这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组织形式。
“任何迅速发明出来的、有意设计的完全新异的社会系统,如果以废除社会套件为前提,那么就必定不能像有机进化出来的社会系统那样正常地运行。”




哪些原因促成了一夫一妻制?
在不同的时间段,人类的婚姻都存在巨大差异。最常见的包括异性恋的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在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一夫多妻制是常态,有数千年历史。
在西方,一夫一妻从距今2000年前就开始了,并且此后在世界各地扩散。而一妻多夫制则极为少见。
为什么人类会选择一夫一妻制?克里斯塔基斯认为,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先学会了爱后代,然后是爱伴侣,接着是生物上的血亲和姻亲,最后是朋友和其他群体成员。而性关系会让人产生对伴侣的依恋之情(爱)。
最早的人类是一夫多妻。30万年前到距今1万年前是一夫一妻。然后又变成一夫多妻,直到2000年前至今,又开始遵循一夫一妻制。
人类学和历史学记录显示,在古代,只有少数社会采取了一夫一妻制,这些社会偏向两个极端。一类是“生态环境强加 ”的一夫一妻制:因为小规模社会面临很大的生态压力,男性之间几乎没有地位差异,人们倾向于一夫一妻制;另一类是“文化强加”的一夫一妻制,规模大且成功的社会,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一夫一妻制成为社会规范。
而一夫多妻,主要是因为不平等和实质性的地位差距所致。
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古希腊各城邦先后制定了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其后的古罗马延续了这种婚姻制度并制定了多项法律,制裁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制随着罗马的扩张在欧洲各地推广。罗马衰亡之后,又被基督教会继承。在长时间的实施之后,一夫一妻制被欧洲人内化为婚姻规范。日本在1880年禁止一夫多妻,中国在1950年禁止,印度在1955年禁止。




为什么大约85%的人类社会在某种程度认可一夫一妻制,保障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如此普遍?
首先,如果是一夫多妻,社会地位较高或财富积累更多的男性会娶更多的妻子,这将导致整个社会有相当一部分地位低或贫穷的男性将娶不到妻子,而这些没有伴侣的男性很可能以暴力抢夺女性。
作为一种性平等主义制度,“文化强加”的一夫一妻制与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受到保障的强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
但是,一夫一妻制并非不可避免。
在人类学领域,本书研究了生活在坦桑尼亚哈扎人的婚姻。哈扎人长期以狩猎-采集为生,每个群体大约有30人,每隔6-8周转换一次营地。哈扎女性通常在17或18岁时,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大她2-4岁的男性为伴侣。
哈扎人一夫一妻是常态,只有大约4%的男性同时拥有两个妻子。而且,这种一夫二妻制往往难以长期稳定。如果一个男性有了第二个妻子或外遇,原来的妻子通常就会离开,而男性则会对第 一个妻子离开感到困惑。
克里斯塔基斯认为,哈扎人对于一夫一妻制的做法,揭示了人类对伴侣的强烈依恋感的可能起源, 这种连接关系是社会套件第二个组成部分——爱伴侣和子孙后代。哈扎女性和哈扎男性“结成一夫一妻式的配对关系”,从而向男性提供了“身为人父的高度确定性”,进而确保丈夫对孩子投资。
两性双方的“进化心理学”都以爱来交换支持。在各种文化中,对伴侣的的依恋普遍存在,它遗传自人类的灵长类祖先。
除了人类,其他大型猿类动物都没有遵循一夫一妻制。一般而言, 早期人类男性比女性个体更大,体型更大的男性可以与更多女性交配。在一个群体中,男性统治者会剥夺其他男性与女性交配的机会。但是,因为低等级男性数量更多,自然选择会使这些男性转而采取为女性提供资源,以获得交配的策略。但是,这必将引起高等级男性的阻止并引发搏斗。
在对大猩猩、象海豹、红鹿等动物的观察中,强壮的雄性在专注于战斗时,身边较弱的雄性趁机与此前难以接近的雌性交配,动物学家称之为“鬼祟交配策略”。这意味着,强壮的雄性凭借武力刻意占有更多雌性,但不能保证雌性对他的忠诚。
一旦女性更喜欢男性送礼物而不是争强好胜,那么男性提供食物和女性对男性保持忠诚,就会通过自我强化的方式共同进化,这种自然选择就会影响人类的基因,进而影响人类的社会制度安排。
因此,基因不仅影响身体,还影响了社会。此外,基因在人们选择特定伴侣时也发挥着作用,人类选择配偶通常会注重相似性(在某些特征上也会“受对立面吸引”)。




友谊与社会网络
对于好社会八大特征中的第3项友谊、第4项社会网络、第5项合作、第6项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内群体偏好)、第8项社会学习和教育,克里斯塔基斯都以实证研究和大量的实际案例,一一阐述。
人类与动物(包括宠物)之间的感情司空见惯,克里斯塔基斯认为,与其他生物建立感情连接的能力,正是人性的一个标志。而人类能够结交朋友,并形成超出家族之外的社会网络,在其他动物物种中都有先例,而且是自然选择所致。
《蓝图》引用了趋同进化的概念:完全没有亲缘关系的物种通过完全独立的进化路径分别得到了相同的特征。比如,鸟类和蝙蝠都进化出了飞行能力,章鱼和人类进化出了类似的眼睛结构。这些特征非常适应于环境,因此,它们的出现似乎是必然。而人类之间的友情,在动物之间也有。
以黑猩猩为例,四分之三的雄性黑猩猩最亲密最持久的友谊都发生在非亲属之间,有些友情持续10年甚至更久。雌性黑猩猩虽然不像雄性黑猩猩那样容易找到朋友,但一旦找到,持续的时间会更久,友情也更强烈。大象和鲸类都有类似的交友能力。
在人类社会中,经常有人为伴侣、孩子及其他亲属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亲缘关系,存在情感上的依恋。那么,如何解释人们会为没有亲缘关系的朋友、战友而牺牲生命?
在克里斯塔基斯看来,友谊包含了亲密感、喜爱感和信任感,朋友关系可以和亲缘关系一样强大。亲属有时会成为争夺家庭资源的竞争者,而友谊则并非如此。人们通常会遇到银行家悖论:最需要资源的那些人,恰恰是银行家最不愿意贷款的对象。
友谊可能就是为了面对这样的情境而进化出来的,它可以不计得失,帮助陷入困境者渡过难关。正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神经解剖学显示,朋友双方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解释和反应都很相似,甚至在基因上也有相似性。



当今世界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与《蓝图》中的第六个社会套件“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内群体偏好)”是否存在关系?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克里斯塔基斯的案例分析表明,一个群体内部的亲密性,确实可能通过某些特定方式达成,并导致对外部群体的敌意。在很多时候,人类的人道主义和宽容精 神,往往只适用于本群体成员,而不会惠及群体之外的成员。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希特勒以种族主义激发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 进而实施种族灭绝。1994年,卢旺达境内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对作为少数民族的图西族展开全面屠杀,100天里至少有80万人遇害。
尽管人们喜欢朋友, 憎恨敌人,抬高自己的群体,贬低其他群体,但《蓝图》的分析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总体看我们是友好和善良的,我们由自然选择塑造的心理结构即是如此。


电影《卢旺达大饭店》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场景做出了还原

《第三帝国的兴亡》显示,纳粹屠杀犹太人,主要是由纳粹动用国家机器实施的暴力行为。而《民主的阴暗面》一书显示,卢旺达大屠杀背后,主要是由政府官 员和激进政党刻意煽动仇恨,实施并主导了种族灭绝。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作恶和纵容,如此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几乎不可能出现。
同样由自然选择的还有合作。在动物社会和人类社会中,合作普遍存在。很多证据显示,人类的合作行为稳定且可以遗传,部分可以由基因来解释。
社会学习和教育,在动物中也很普遍:猎狗能互相学习狩猎技术,黑猩猩母女之间可以传授用锤子砸坚果的方法。印尼一个寺庙的猴子抢走游客的物品,游客只能用食物才能换回——这显然也是一种社会传播行为。
本书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信仰、行为和人工制品的集合,它们可以是任意的或适应性的,但是必须由群体成员共享、体现某个群体的典型特点,并且通过社会传播。
以此定义,人类在拥有先前创新基础上继续创新的能力,在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中,也存在这种能力。无论是在人类还是在动物身上,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例子都有很多。
由八个特征构成的社会套件建立在人类进化生物学基础上,它是人类所有社会的普遍特征。《蓝图》对此提出了大量的实证。所有人类有99%的DNA完全相同。构成蓝图的八个社会套件,与人类基因的相似性有关,与差异性无关。
《蓝图》一书涉猎广泛,所述观点均有众多事实、实验和研究作为支撑,具有极强的论证力。其基因-文化共同进化模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新的解释工具。需要注意的是作者的言说语境——克里斯塔基斯的理论基础,奠基于一个政治、法律、经济等各方面都已经全部实现现代化的世界。
这也意味着,在一些前现代的国家或地区,即便具备了这些社会套件,也不一定构成一个好社会。
但是,本书让读者认识到,自己厕身其中的社会,竟然有如此之多“日用而不自知”的东西,人类的基因-文化的进化竟然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当然,人们不必迷信基因,也不必迷信文化。尽管当今世界有许多让人忧心的事件,但不必过于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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