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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林:开放的互联网与腾讯的新文创实验 | 新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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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0 09:14: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生活圈制作
让世界各地的信息互联互动、让知识为更多人所用,自互联网诞生之初,先驱们便为“新世界”奠定了这样的基调。正因如此,开放性始终都是互联网最重要的特性,打开边界、兼收并蓄,要想实现网络世界的快速生长,二者缺一不可。

互联网和文化的结合也不例外。

在今天的文章中,科廷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李士林从互联网的文化理想出发,对腾讯的“新文创”实验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他看来,腾讯文化产品的成功,正是得益于“新文创”战略的开放性,是不断开放、拓展边界的必然结果。

文/李士林
科廷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

1

互联网的文化理想

2018年5月,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的访谈时,在评价互联网对大众读写能力的重要意义时毫无保留:从印刷术发明到阅读能力普及,历时数个世纪,而互联网将普通用户变成潜在的作家,则用时不过二十余年。然后,哈贝马斯话锋一转,说道,“令我恼火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其首要目标是经济而非为文化的新媒体革命”。

哈贝马斯是纸媒时代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哲学大家,在社媒时代却不得不感叹公共空间碎片化,听众读者散落各处而知识分子无话可对,因而其新媒体模棱两端的态度可以理解,但其对互联网的批评并不公允。且不论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广了读写能力,提升了传播的效率,更是藉其长尾效应使得数以百万级的亚文化社群走出隐身状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参与公共生活,从而真正实现了自我表达的平等。其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如果新媒体不首先为文化服务,创造文化价值,其经济目标如何实现?

回顾历史,互联网先驱者们的首要着眼点恰恰是文化,而不是经济。对超文本(hypertext)的开发者泰德·尼尔森 (Ted Nelson)来说, 他寻找的是一种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革命性技术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人人可以获取全人类累积的知识,人人可以同时是知识生产者和使用者。在1999年出版的自传中,万维网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提出其对万维网的构想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信息空间”,世界各地电脑上存储的信息实现互联互动,知识为所有人可用,从而摆脱等级制分类系统的束缚,获得新的自由。这两人的理想不谋而合,都是要建立平等开放、互联互动、共创共享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就是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因此,从其诞生开始,互联网第一位的就是文化,而不是技术或者经济。

李士林:开放的互联网与腾讯的新文创实验 | 新文创

李士林:开放的互联网与腾讯的新文创实验 | 新文创
万维网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

2

开放与生长

互联网发展至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枝繁叶茂,网络文化百花齐放,得益于它与生俱来的自我创新能力。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乔纳森·齐特林(Jonathan Zittrain)把互联网的这种能力称为“生长性”(Generativity):由于用户人多面广,个体千差万别,如果其参与不受干扰和过滤,往往会催生预料之外的创新。在理想状态下,互联网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推陈出新,惊喜不断,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奇妙新世界。

互联网自我生长的前提,是保持其开放性(openness):打开边界,对所有用户开放,对用户的所有贡献,兼收并蓄。

在开放的环境下,大量创新涌现,TCP/IP协议,万维网,超文本标记语言,电子邮件,网络浏览器,即时通信等,五彩缤纷,塑造了互联网商业化后的第一个辉煌的十年。随后各种应用出现,创新加速,从PC到移动端,视频网站,社交媒体,移动支付,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迅速地、全方位地重新建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异军突起,腾讯、阿里、京东、百度等快速成长为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

与技术进步和企业兴盛同步的是文化的繁荣、个性的彰显和社会活力的增强。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发展和自媒体和社交平台的普及,文化的大众化和流行化趋势向纵深发展,各种文化之间的的流动、交互和融合加速,专家与用户、主流与非主流文化、大众与小众文化、高雅与通俗文化等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文化之间的流动和融合不断催生新的文化形态,促进文化创意和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企业进步和经济发展。



3

封闭与控制

但是,从互联网发端起,其开放性就受到各种因素的钳制。

第一是规制不当。监管机构从政治、宗教、道德或者意识形态等角度出发,设置无益于互联网健康发展的议题。

第二是对互联网开放性的滥用,从网络黑客、极端言论、‘喷子工厂’(troll factory)到互联网企业对用户权益的漠视,不一而足。

在国外有Facebook的丑闻,在国内则有网络水军,键盘侠,以及国内一些公司要求大公司必须开放用户数据的争议。对网络安全和极端言论的担忧导致监管机构和企业竖起高墙,加强控制,从而使网络走向封闭。水军和喷子则毒化言论空间,导致公地悲剧。一些公司而对用户的操控与用户信息的滥用,会直接影响到互联网创意创新的主体,无异于涸泽而渔。

互联网的世界,开放则百花争艳,封闭则百叶凋零。如何在实践中找到开放与控制的平衡,实现开放创新,促进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是所有利益相关方必须面对的挑战。



4

腾讯的新文创实验:开放性的文化创新

2017年11月,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访问康奈尔科技学院时提出科技加文化的未来战略,体现出腾讯对互联网文化属性的深刻理解。2018年4月,在这一战略指引下,腾讯将成功推行多年的“泛娱乐”战略升级为“新文创”战略,布局数字文化生产新生态。

2019年3月,在UP2019腾讯新文创生态大会上,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总结了腾讯新文创实验一年的成就:找到传承与创新的平衡点,实现传统文化与流文化的融合;打破生产与消费的边界,让消费者参与创作和生产,重建文化生产和消费关系;打破专业与业余的界限,让用户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文化生产方式多样化,讲中国故事的能力不断提升。

李士林:开放的互联网与腾讯的新文创实验 | 新文创

李士林:开放的互联网与腾讯的新文创实验 | 新文创
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在UP2019腾讯新文创生态大会现场

腾讯新文创实验的初步成功,表明互联网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如影随形的,经济价值首先需要通过文化价值的提升来实现。新文创实验取得积极成效,得益于新文创战略的开放性。腾讯文化产品的成功,包括在传统文化领域的进展,是其不断开放、拓展边界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流行文化表现形式对传统文化内容的开放。从与故宫合作《千里江山图》到与敦煌合作打造飞天皮肤,腾讯新文创实现了现代科技、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互动,让传统文化重新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丰富了其文化产品的内容与内涵;其次是将文化生产过程对用户开放,实现文化产品的共创,推动了文化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变革;第三,以开放的态度拥抱文化差异,以受众能接受的讲述中国故事,让作品走入人心。


正如知名编剧麦家所说,文学归根结底是关乎心灵的,心灵的成长、欢喜、困苦和忧愁,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是一家人,古今也是一家人。正如我们可以从托尔斯泰或者鲁迅笔下看到自己的影子一样,把安娜卡列尼娜或者阿Q当作自己的邻居 一样,只有把人写深写透,把人性的光辉和阴霾刻画出来,文化作品才能四海为家。讲好中国故事,归根结底是要讲好中国人的故事,故事是中国的,但人是世界的。

开放之中蕴含无限可能性,也意味着极大的未知和不确定性,但为了文化的繁荣,封闭绝不是选项。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说,“如果我们希望仍然为人,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既通往开放社会的道路。我们必须对未知、无常和不保险的事情不断进行探索,用我们所有的理性,尽可能好地做好计划,实现安全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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